若欲探究李仲生（1912-1984）的繪畫特質，必不能忽略素描對他的重要性。他曾說：「只有強有力的現代素描基礎，才能發揮高度的獨創性，也才能擺脫畫冊裡面的、或是他人的影響。」他慣以隨手取得的作業紙作為作畫媒介，不囿限於媒材，並作為其藝術觀念反技術、反合理、反秩序的前衛精神表現。
《作品665》中略顯殘缺的紙張，似絲毫不影響畫作的構思與完成，藍、紅兩色，倚靠於畫面上半部，以點作為起點，先連結成線，再以色填滿鋪成面。畫面中的圖形，帶有幾何形式的規律性，以及如機械性運作的符號特性，同時夾雜著不規則的變動線條，橫向朝畫面邊界逐一增生、擴展。紅色先行組構發展，藍色則如依循紅色所架構出的規則，依附於其中。李氏似憑藉著直覺本能進行畫面的構成，展現其揉合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潛意識（或稱無意識）理論的繪畫觀，以及對藝術反逆精神與「真實性」的表現。
出處：楊佳璇，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