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生（1912-1984）的學生詹學富（1942-）曾回憶道：「李老師告訴我們學生，不要把畫畫看得很重，創作要抱著畫了就丟掉的態度。」在此可做兩種解釋，其一，重視創作當下直抒胸壑的感情表達，此方式是種抒發內心情緒的管道，其二，創作能量是源自於個人性格的展現，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斷挖掘自己無限的可能性。
《作品349》是件呈水平方向的長形水彩作品，畫面以紅、藍、白三色為主，採大面積留白，色彩交疊於畫幅偏左側。畫面最引人矚目的是，在藍白線條和色塊交纏下，一紅色色塊明顯地躍上這片紛亂的中央。由色彩來分析，紅、藍和白三色屬於鮮明亮麗的顏色，畫幅疊色使用零星紅色色塊為底，再概略地塗上藍色作為主要色調，並特意空出紅色區域，輔以白色線條削弱強烈冷靜的藍色基底，營造迷濛的意象，試圖吸引觀者注意對比的紅色在其中所占有的份量。由筆觸來說明，紅色純粹以線條組成色塊，拘謹地分布在四周，而藍色運用快速交錯的垂直與水平線條，形成奔放而散亂的結構，白色則圍繞紅色色塊外圍，利用顏色混雜的朦朧和筆觸殘留的路徑，為藍色線條注入鎮靜的效果，突顯炙熱紅色的沉著與寧靜藍色的活潑，以及兩者視覺效果的突兀。
出處：潘佳瑩，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