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生（1912-1984）在探索現代藝術的路程上，廣泛嘗試不同風格的作品，早年曾展出機械派（Mechanism）和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而後轉向抽象繪畫；但超現實主義的創作技法——「自動性繪畫」（Automatism），帶給李氏深遠的啟發，其透過非理性的作畫過程，釋放內心的真實面向，一反傳統學院的繪畫觀念。
《作品1455》一作，藝術家以淡藍覆蓋畫面原色，一筆筆依循方形繞行的筆觸填滿畫面，有波濤暗湧之感，唯在中心留出似「ㄣ」字形的平塗純白，既強調出留白部分，也讓觀者視線在混雜筆觸中找到停歇之處。在此之上由一片深藍籠罩，露出若隱若現的白，呼應著混雜塗抹的藍白，而深藍橫向快刷的筆觸與乾擦破碎的痕跡，暗示其欲前進的方向。連結著從畫面中心斜上走出的藍線，牽引視線步向畫面右側邊緣，在紛亂的淡藍背景中，前景深藍極具方向性的動勢被襯托而出。整體而言，畫面用色單調以藍色為主，些許白與藍混雜塗抹遍布畫面，創造出隱約的流動感，而兩條紅棕線條各守其崗，一條呼應橫刷乾擦的深藍，突顯浪花般的動勢，一筆在畫面中心處繞成弧形，點亮畫面的色彩。
出處：林芳多，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