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生（1912-1984）在1930年代留日時期即參加「二科會」第九室的展出，作品已具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風格，更成為其終生研究的課題。1949年來臺後，結合抽象繪畫的表現方式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潛意識（或稱無意識）理論，企圖以暗示性、象徵性的心理語言，來表達形而上的純藝術美。此外其在臺長年以私人畫室教學的方式，推動現代藝術的教學，並大量刊登相關的論著於各藝文刊物，除帶動臺灣戰後初期現代美術運動的發展，也教導出多位今日畫壇重要且具個人風格的現代藝術家。在創作上，其秉持繪畫的高度自由，認為現代繪畫著重的是創作者對於事物的體悟而建構的心象世界，是個人「精神空間」的形而上美。
《作品1666》，主要使用白色與紅色兩種主要色彩，先以白色於畫面中央作塗擦，再疊加紅色於其上，利用筆觸與色彩的交疊產生色階變化，最後再使用紅色與少量的黃色短筆觸作重點添加，在看似自由揮灑的同時，兼具創作者所欲傳達的理性與控制。從激昂豪邁到平穩安定的過程，得以窺見李氏內心世界的一面。
出處：陳厚合，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