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生（1912-1984）在留學日本期間，對其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東京「前衛洋畫研究所」中的老師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不只啟發了李氏來臺後的美術教育方針，注重「精神傳精神」與獨創性。更使李氏在創作上探索如何將純粹的抽象繪畫與中國哲學的神秘相融合，最為顯著的表現便是用色與運筆上，並藉由自動性技法（Automatism）擺脫一切傳統技法與觀念的約束。
《作品1675》的色彩上使用紅、藍、黑三色，此為李氏作品中經常出現的色彩，亦使人聯想到其喜愛的國劇臉譜。並採十字形的構圖方式，呈現對角線的方向性，顏色與線條均集中在左側，並飽含著一定的水分，使其具有透明清透的特質，畫面的重心才不至於過度偏重一方。鮮紅如絲緞柔順的線條由左上方往右下角延伸，而藍、黑色卻有極具幾何結構的造形表現，藍色以暈水的透明線條形成如傘狀般的三角形，傘尖更朝向左上角，除了與紅色相互渲染外，更強化了整體的方向感。黑色則有的以線條圈劃出圓形，有的則以色面構成，產生虛與實之間的對比關係。這三色皆以飛白的技法，滑掃出如快速運動產生的模糊殘影，使觀者彷彿看見了藝術家潛意識（或稱無意識）中閃現又隨之消逝的偶然靈感。
出處：黃皓妍，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