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生（1912-1984）認為現代藝術在於「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念傳達，然而抽象繪畫並非褫奪了繪畫敘事的功能，而是拓展了言傳對象和方式，以暗示性手法表現心象世界。此觀念也投映於李氏對「畫因」（Motif）的看法：「…故我們對『畫因』，似可稱為『自然物』（Nature-object）」，而其認為自然物不單指自然景觀，亦能為心之所見的景象，同時藝術家以純粹化的方式，將自然物去蕪存菁的真實樣貌表現出來，最終抽象或具象形式只是根據畫因出發的呈現。
《作品527》由下而上採用橘、紅、灰黑與淡黃色，其中灰黑與淡黃色並未調成單一純色，而能見黃與白、黑與白相互交融的痕跡，使大片色彩當中有筆觸流轉的方向性。灰黑在畫面中央塗抹成塊，並有隱約的黑線框出上下輪廓，此時淡黃左右橫入後戛然而止，留出的灰黑空間以白色刮擦出圓圈，正下方被灰白所包圍的紅點，在一片方矩中形成另類的幾何焦點。順著畫面而下是飽含水分的橘，其破碎質感似水漬紋理，藉短筆縱刷的筆觸，舒緩畫面上半部多色相混的厚重感。
出處：林芳多，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