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最令李仲生（1912-1984）景仰的特質，便是其堅決反對傳統學院主義的前衛精神。藤田氏不僅對李氏的創作觀有著關鍵的影響，他的教學方式更是李氏日後指導學生們創作的基本原則，以「精神傳精神」的理念，不改學生的作品，適時地授以藝術理論，尊重學生個人的氣質並引導其塑造出獨創性的畫面風格。
《作品1789》採用黑、橘兩者對比鮮明的色彩，表現在畫面中央上方的位置上。在色層結構上，先施加上充足的水分，使疊加在上的色彩產生自然的暈染痕跡，並且自上方開始流淌，向下形成一道一道蜿蜒、扭曲的線條。而濃暗的黑色，則以兩道短粗的平行水平線條穩固地架構在上方，抵制了下方水痕恣意流動的狀態。鮮亮的橘色，分布範圍並不大，濃郁而碎裂細小的顏料卻集中在一處，與黑色相互渲染，產生猶如鐵鏽斑駁的紋理。最後則在周圍利用乾擦，塑造出或縱或橫，筆觸方向明顯的枯裂線條。此作除了在色彩上具有直接的對比關係，更在技法上精彩地塑造了乾、濕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面感受。
出處：黃皓妍，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