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生（1912-1984）在上海時加入「決瀾社」，結識了一群現代藝術的改革者，其創新的精神對李仲生起了決定性的影響。1933年，因緣際會之下，於東京「前衛洋畫研究所」結識了許多「二科會」會員，創作上開始發展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風格。其中，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的反學院派教學方式影響李氏頗深。使李氏在彰化女中任教時，全力投入於教學上，以「精神傳精神」和「尊重個性」的教學作風來啟迪學生，使其能運用思想、邏輯畫出自己的意念。
《作品119》為橫幅的水彩畫，以彩度高的朱紅、灰、寶藍、白色所組成，此作為近似十字形的構圖，以寶藍色作為主調，中心為濃厚的顏料，並與周圍的白色、灰色相互融合，形成混濁的色調。李氏往往善於運用顏料的特性去表現每個色彩，因此形成富有深度的精神性空間，如灰色，畫家使用較淡薄的顏料去表現之，使寶藍色可明顯突出於畫面中，作為畫面的主調，同時也讓空間「後退」。白色為亮眼的顏色，畫家在此使用較濃厚的顏料表現之，使之與寶藍有相同的視覺效果，卻又不會太過於突出，在視覺上使空間感「往前」，如此，建築性架構的空間就顯現出來。而彩度最高的朱紅，往往在李氏的畫中作為增添動勢感的角色，為畫作增添旺盛的生命力。
出處：黃歆，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