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生（1912-1984）在講述其繪畫思想聲明道：「現代的畫，有現代的素描基礎，現代的畫，如果沒有素描基礎，那麼，不是畫成圖案，便畫到插圖去了。」闡明李氏對現代繪畫的素描，強調藝術家在創作過程的主動積極性作用，透過其思考、轉譯及再現，鍛鍊個人的邏輯思維和想像力，並賦予素描獨自的生命力。
《作品636》以藍色原子筆於作業簿上創作，採線條一筆一畫的描繪，將線條相接構成幾何造形，當中混雜三角形、圓形、長方形和多邊形等形式元素組合，以及大面積的斜線、水平和垂直方向線條，再彼此串連，並於中間部分區間填滿密集程度相異的線條，產生深淺不一的色彩，架構出立體空間。左上角三角形，沿著拋物線翻轉的三角造形，連接右側尖端朝下左傾的深色三角形輪廓下降，至右下角尖端朝左上的三角形，小三角形如呈分鏡移動，同時與畫面中央由兩相傾斜線條交會形成的大三角，相互輝映。又同心圓交錯上色的搭配，主要聚集於左下角和中間上半部，相較中央四角和三角形結合的規整秩序，顯得生動活潑。值得注意的是，藉由線條排列的疏密程度及角度影響，色調呈白、淡及濃，亦左右筆觸的方向，使中間幾何構成出現迥異的錯視效果。
出處：潘佳瑩，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

李仲生（1912-1984）出生於中國廣東，一生與東亞的動盪史重疊，但其畢生致力探求現代繪畫，受藝術的啟蒙略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李仲生自幼便隨父母悠遊於文藝書香之間，在課餘時間向父親學習水墨書法，啟蒙李仲生對於美術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進入第二個重要階段，1929至1931年於廣州美術學校學習寫實畫風，隨後轉往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並參加提倡現代繪畫的「決瀾社」。第三個重要啟蒙時期則是在1932至1937年留日期間，於「前衛洋畫研究所」學習，參與「二科會」、「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團體，向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1968）等日本重要前衛藝術家學習，嘗試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風格的作品，並逐漸構築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回到中國任教，而後隨著國民政府，帶著豐厚的現代藝術經驗來到臺灣開設私人畫室，從事現代藝術教學。李仲生曾自言：「我的作品風格是揉合了『佛洛伊德思想』與『抽象思想』的，富『精神語言』和『心理語言』的現代前衛作風。」他將抽象繪畫視為精神空間之寄託，以顏料筆墨為體，將自我投入其中，並揮灑於畫布上。突破傳統媒材的運用亦是其前衛作風的實踐，部分水彩作品以膠帶等複合媒材拼貼於畫面，不僅透過文字引介西方拼貼藝術，也躍身親試筆墨之外的媒材。此外，以原子筆作抽象素描亦為其重要作品：「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所謂的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如同其對「畫因（Motif）」的想法，素描也未必以描繪自然寫實物為宗旨。李仲生將專注一生的現代藝術，以「咖啡廳教學」以及現代抽象繪畫理論影響眾多臺灣重要藝術家，堅守「不得模仿」、「不得修改」的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探求自我風格，多位學生亦是「東方畫會」的主要成員，將領會之精神空間表現轉化為西方形式、東方精神之藝術號召。在自我實踐與教學之外，李氏大量引介國外現代藝術潮流與藝術家，並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發表為文，也因此為臺灣藝術史界稱為臺灣現代繪畫之父。 出處：劉欣儒，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